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到的“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是有關國有經濟地位一貫的政策表述，其中的“主導作用”，包括“控制力”和“影響力”本應是宏觀經濟維度下的總體情況，但在實踐中被簡單地以國有資本的“控股比例”去衡量，成為微觀經濟維度下的決定某一具體行業的某一類企業股權結構的標尺。

　　從本質看，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增強其控制力及影響力的根本目的是發展生產力、保障民生、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如不能實現這樣的目的，其他附加其上的目的也是站不住腳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控制力和影響力主要應體現在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方面，提高對國民福利的貢獻方面，體現在引領科技創新方面。

　　不論從宏觀經濟層面還是某一具體行業或企業，在一個低效的國有經濟體系下，國有經濟比重越大，對國民經濟和國民福利的負作用越大，因此必須破除“控股比例”舊思維，建立如下新思維：凡是有利于解放生產力、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股權結構就是合理的、應實行的。我認為，央企大多在效率方面仍明顯落后于國際同行，特別是資本回報率。在競爭性領域的很多央企更是步履維艱。還有一些央企這些年已經陷入嚴重經營困境，急需資產重組，引入外來資本盤活企業，保證國有資本不進一步縮水。如資產都虧光了，還拘泥于國有資本的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有何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