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項目招標各方主體應注意什么？

發布日期：2015-11-06來源：網絡來源編輯：靳明偉

[摘要]

　　 PPP(公私合作模式)投融資模式正成為當前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一種常態模式。PPP項目招標過程涉及政府、交易中心、咨詢機構、投標人等多方主體，針對PPP項目招標的特點，各方主體應進行相應的能力改進，適應PPP項目的需要。

　　 　　主管部門應進一步簡政放權

　　 PPP項目實踐一般都是通過特許經營權審批實現，經過招投標程序來選擇投資人。一個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要跑很多個委辦局、很多個處室，蓋很多個章，需多個審批工作日，復雜的審批流程可以用“萬里長征”來形容。應減少復雜的政府審批程序簡政放權，根據當地的情況在生態環保、農業水利、市政、交通、能源、信息、社會事業等領域，特別是新建市政工程以及新型城鎮化試點項目上，都應優先考慮采用PPP模式進行建設來緩解當地政府財政壓力。

　　 交易中心應進一步優化流程

　　 一是針對PPP項目招標的重要性，交易中心應優化交易系統、完善PPP項目招標公告和招標文件發布流程，適應招標文件多種獲取方式。

　　 二是針對PPP項目投資金額大以至于保證金交納數額大的問題，為了減輕社會投資人的資金周轉壓力可以采取銀行保函等形式繳納投標保證金，交易中心應優化交易系統適應保證金多種提交方式。另外，交易中心對保證金的退還流程應當簡化。只要PPP項目簽訂框架協議書，招標人出具相關退還手續，交易中心就應及時辦理保證金退還，完善PPP項目保證金收退流程。

　　 三是針對PPP項目融資競爭者提供的資格、資信及業績證明、采購方式等響應招標文件的評審，交易中心應完善專家抽取終端，讓專家抽取更快捷地適應PPP項目評標專家需求。

　　 四是針對PPP項目的合同文本在政府采購信息指定發布媒體上進行不少于5個工作日公示、對于合同中涉及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的內容不公示的要求，交易中心應完善中標公示流程，適應PPP項目中標公示要求。

　　 　　咨詢機構應進一步增強服務能力

　　 針對PPP項目，咨詢機構需要進行如下工作：配合當地政府開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策研究，圍繞政策解讀和實踐操作組織對有關單位和人員開展培訓，協助制定當地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管理辦法、操作流程、合同編制等操作指南和管理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各項專項規劃，組建當地PPP項目儲備庫，并對PPP項目庫進行動態監測和跟蹤管理。組織專家力量對PPP項目進行專項論證和評估、優化建設方案、進行第三方論證為融資方案提供依據。制定政府與社會投資人合作方案，對政府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及社會資本投資收益情況進行測算分析。組織項目法人招標或競爭性談判，確定中標人后組織各工程技術專業領域及工程建設及運營管理、法務、財務等方面的專業團隊作為獨立第三方全過程參與合同細節的談判工作，對雙方出現的爭議進行分析，提出協調處理意見供市政府參考。根據有關的法律文件，對投資人履約情況進行過程監督，組織開展中期評估、后評價，對重點合同變更事項和為違約情況認定等組織題論證，為合同雙方提供參考。

　　 投資者應增強投資信心

　　 投資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重復審批”問題，而這一難題仍然難解。因為PPP項目一般投資規模比較大，基本是由當地政府立項，立項之前，政府部門基本上都已經召集了相關部門商討，并獲得相關部門的通過。但當PPP項目落地后，新成立的項目公司還得繼續一個個部門去審批走流程，這中間還存在一定的審批風險，目前的PPP項目案例顯示，這種審批風險基本是由項目公司承擔。比較常見的是土地審批問題，比如一個項目，在政府招投標中列明了條件“土地是劃撥的”，但項目公司成立后，往往又難以獲得劃撥土地使用證。在國土部門辦理相關證明時，被告知說只能走土地出讓的途徑，或者相關土地不是凈土，還是涉及到拆遷、土地平整等工作。如果沒有建設用地證明，會帶來連鎖反應，項目建設就很難推進。作為投資者，當然很希望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協調這樣的工作。投資者只需要跟一個專門的部門來對接，不用面對多個“婆婆”。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全力配合投資人，給予最大的支持使投資者投資信心增強。對市場開放的有些領域，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給予最好的贏利模式，讓社會資本投資人合理贏利，在這種“雙贏”的環境下投資人投資信心自然增強。

　　 　　重慶PPP項目的實踐成效

　　 PPP模式試點在全國不少地方正在展開。重慶市PPP投融資模式改革已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將PPP投融資模式改革列入了25項市委重點改革專項工作。 2014年，重慶市簽約啟動高速公路、軌道交通、市郊鐵路、市政設施、港口物流、土地整治6大類合計1300億元的PPP項目，基本為關系社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大型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工程PPP項目。采用PPP模式為社會各方帶來雙贏，對政府，不僅可以減輕政府債務負擔，減緩地方融資平臺壓力，還能有效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騰出更多的精力放到規劃和監管上。對企業，可以降低參與公共領域項目的門檻，拓寬了私人部門發展空間，進一步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對社會，通過“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高低效益相配置，產生宏觀效益，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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