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10年將崛起的“城市群”

發布日期：2016-05-10來源：商業見地網編輯：伏牛山

[摘要]

　　 用中國巨大財力砸出來的繁榮，和自我生長，具有造血功能的繁榮，有本質的區別。未來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權力主導的體系。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格局中，一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越來越取決于是否有若干綜合經濟實力強大的城市群與全球城市區域。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城市群已成為世界城市化的主流趨勢。

　　 在中國，受技術革新、要素流動和產業更新換代等因素影響，區域經濟也正由傳統的省域經濟與行政區經濟向城市群經濟轉變，城市群已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主要空間形態。

　　 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中國城市群總面積占全國的25%，卻集中了全國62%的總人口、80%的經濟總量、70%的固定資產投資、76%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5%的高等學校在校學生和92%的移動電話用戶、98%的外資和48%的糧食。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發展規劃部主任文輝認為，設立城市群有助于中國打破行政區域規劃限制，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再分配。另外，由于城市群針對中小城市抱團，中小城市將迎來發展機遇，同時倒逼大城市進行部分功能疏解。

　　 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新十年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文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2025年)》，初稿已基本形成。

　　 該規劃將與此前出臺的《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和即將出臺的《長江經濟帶規劃綱要》相互銜接，重點強調推進內陸地區的對內對外開放，突出長江中游城市群對中部地區的帶動作用。

　　 隨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09-2015年)》的截止日期臨近，今年兩會之后，新十年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就已提上日程。

　　 新版規劃編制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區域戰略要重點解決我國區域經濟彼此分割的矛盾，通過長江經濟帶等三大戰略實現區域一體化。

　　 長期以來，中部各地發展方向不一，相互合作松散，各省近年已經少有提及中部崛起概念，而是更多將本地發展與國家戰略對接掛鉤。如安徽主要考慮融入長三角發展，山西則考慮融入京津冀發展等。

　　 并且，中部地區的很多定位對其發展也有制約作用。比如作為全國糧食生產基地，產值和收入水平不會太高，至于做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提供初級產品，附加值不大。

　　 “中部地區如何做出一個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是個問題。”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研究室主任梁紅巖認為。

　　 據了解，國家對中部地區的定位，是全國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其中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正受到大形勢的波及。比如機械裝備制造業比重大的湖南，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只有7.7%，相比2014年的9.6%，2007年的24.3%降幅較大。

　　 2007年，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六省的經濟增速分別為14.6%、15%、14.6%、13.2%、14.2%、15.9%，到2015年上半年對應的數據分別只有8.7%、8.5%、7.8%、9%、8.6%、2.7%。八年間各地經濟增速下降近一半，而山西的增速下降了4/5。

　　 規模以上工業方面，2007年山西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21%，2015年上半年只有-3.9%。其他五省2007年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23%-25%，今年上半年都在7%-10%之間，增速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上述數據對比不難看出，中部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放慢，工業下行壓力大，整體也面臨不小的挑戰。

　　 因此，與此前一版重在解決“中部塌陷”問題的規劃不同，新十年的規劃將更多與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新版圖呼應，內容上會與不久后出臺的《長江經濟帶規劃綱要》相互銜接，同時又有所區別，立足于中部整體的發展，更加突出長江中游城市群對中部地區的帶動作用。

　　 作為“三大戰略”之一，“長江經濟帶”對打通板塊意義重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表示，通過進一步加強黃金水道交通建設，進一步增強上下游之間在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政策協調、規劃對接和執法合作，能夠促進流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從而更好地促進東中西三大區域板塊的協調發展。

　　 新版規劃可能更加強調長江中游城市群對整個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印發《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認為，作為國家發布的第一個跨行政區域的城市群規劃，目標就是把長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帶動中部地區崛起的國家級城市群。

　　 長江中游城市群未來將重點建設武(漢)-長(沙)、武(漢)-南(昌)主軸線和長(沙)-南(昌)次軸線，建成全國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以及科技創新、先進制造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形成引領中部地區崛起的核心增長區。

　　 在“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布局下，中西部地區將重點吸納東部返鄉和就近轉移的農民工人口，加快發展產業集群。

　　 鄭州、武漢作為“兩橫三縱”關鍵節點，明顯受益于產業梯次轉移，對省內乃至周邊經濟的輻射效益日益顯現。

　　 此外，新版規劃還將重點強調推進內陸地區的對內對外開放，這既與中部六省當前對以改革和創新來激發經濟活力的迫切需求緊密相關，同時也是我國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構建中的重要一環。

　　 以湖南為例，作為中部內陸省份，湖南省長期面臨著“不東不西”的區位尷尬，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近兩年來，湖南省明確自身的戰略定位為“一帶一部”，即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冀望通過這樣的戰略坐標重構，突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困境。

　　 湖南省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認為，以前湖南只是立足中部崛起進行謀劃，與中部其它5省比來比去，現在湖南將發展視角一下子擴展到全國，在國家縱深推進開放型經濟的大戰略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今年以來，湖南省相繼出臺實施方案對接國家戰略，包括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長江中游城市群等，每個方案背后都有一系列的重大項目和具體行動。

　　 不僅是湖南，中部六省都已經在對內對外開放方面積極爭取先行先試的機會，包括對接國家戰略，積極申報內陸自貿區等，并儲備了不少相關項目。

　　 中國國務院9月印發的《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完善內陸開放新機制。“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以內陸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依托，以開發區和產業聚集區為平臺，積極探索承接產業轉移新路徑”，“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發展江海聯運，以及鐵水、陸航等多式聯運，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認為，全國經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中部也類似。下一步中部地區需要調整經濟增速，同時轉換經濟動力機制。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工業和制造業，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創新驅動水平差距還很大，未來發展也會有一定壓力”，他說。

　　 但同時也應看到，中部地區作為中國工業和制造業基地所固有的產業基礎也將迎來新的契機。今年5月，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節能與新能源汽車、農機裝備、新材料等十大重點領域，中部地區具備一定的優勢。

　　 秦尊文指出，過去中部省份人口外流比較嚴重，導致了勞動力和人才的流失，這個問題需要重視。未來要增加投入職業教育，為制造業未來培養人才。

　　 此前《國務院關于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指出，中部地區要更加注重創新發展，加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更多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社會發展;更加注重協調發展，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

　　 秦尊文認為，中部地區科教資源豐富，應實施好人才發展創新戰略。教育部數據顯示，安徽、湖南、湖北的普通高校數量都在100所以上，湖北有99所，江西、山西分別也有82所、71所，這比北京的84所，上海的66所普通高等院校數量還要多。

　　 梁紅巖則認為，中部地區的能源產業需要調整，像山西等地煤炭產業一家獨大的現象如果得不到調整，難以有大的市場前景。

　　 “這需要發展新興的產業，替代原來的傳統產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扭轉被動局面。”他說。

　　 商業見地網此前報道，中國國務院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羅天昊也認為，城市群戰略過于激進，未來存在隱憂。

　　 在本次城市群規劃之前，中國的區域規劃，就已經有冒進的勢頭。

　　 自2008年以來，中國先后將數十個區域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自珠三角一體化發展發軔，至海西經濟區，關中—天水經濟區，橫琴島總體發展規劃，江蘇沿海，圖們江，黃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陽湖，皖江，海南國際旅游島，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興，成渝經濟區等，從東至西，從南到北，幾乎全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棋局之中。

　　 優先發展東部沿海，然后輻射到中西部,與“先富帶動后富”相對應的是中國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凡三十年，中國已歷滄桑巨變，實現了狂飆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現了一些初具實力的經濟區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長江三角;而在這些區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北上廣深。特別是珠三角的崛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整體騰飛。

　　 從70年代以來的三十年前，出臺的國家性發展戰略非常有限，而近幾年卻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處飛舞。大躍進式的區域規劃，將對中國未來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包括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的逐步確立，其時間跨度大，空間距離亦廣闊。

　　 如，以行政性區域振興計劃而言，從深圳在70年代末設立特區，到90年代初的浦東開放，以及到21世紀之后的天津濱海新區，中間間隔均有十余年，這樣，每一個國家戰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國物力財力，進行重點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針對性研究一些優惠政策。

　　 如，深圳特區更多獲得政策創新支持，而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則獲得了力量的財政支持，以及中央企業的傾斜。以自由式區域發展規劃而言，珠三角戰略，長三角戰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經過了長期的積累與磨合。

　　 由于優勢的集中，以及開發周期的漫長，中國前期的國家級區域規劃，最后都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中心。

　　 30年前是將優惠政策和資源向沿海地區傾斜，這種優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一下出臺數十個城市群戰略，則更象是天女散花，各個城市群雨露均沾，均難以獲得特殊照顧。而這種大面積的“優惠政策”，使各自的優勢抵消，只有相對意義沒有絕對意義。

　　 欲成大器，必有相當的耐心，而相關部門卻對國家性的區域發展規劃，幾年的時間基本掃光，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足見發展之急迫，但是，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要實現長久發展，必須兼備遠見與毅力。

　　 為長久計，國家還是需要確定戰略重點，從局部突破，再逐步推進。比如，下步重點扶持中部城市，國家已確認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不再批城市用地，在東部大城市未來注重提高內涵與質量的同時，中部廣大的中等城市，其實仍有擴張空間。

　　 天女散花式的國家規劃，有其天生的局限。而從集中優勢，到分散優勢，從有限區域到全國普惠，造成了的重復競爭，亦致使一些地方面臨對于資源、政策、發展的更為劇烈的競爭。

　　 本次的城市群戰略規劃，基本每個省都有份，實際上這些規劃中，只有少數是國家真正規劃，而多數則是一些省市自行規劃，然后跑步前進，最后通過運作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幾個每個省份都有“國家戰略”，最后造成的結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間，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競爭。

　　 如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12日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之后，《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過。

　　 雖然這兩個國家級規劃，一個被冠以承接產業轉移之名，一個被冠以生態經濟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過于接近，而在功能與使命方面，有部分重疊，必然導致安徽與江西未來的劇烈競爭。

　　 特別是在在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帶與江西東部的上饒等區域，存在最為直接的競爭關系。

　　 未來，這種直接的空間、地理競爭，將是惡性競爭的肇源。在城市群系列中，環鄱陽湖城市群，就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演變，而江淮城市群，則在皖江城市帶的基礎上演變而來。

　　 在32個城市群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競爭對手。如在第一個層級的城市群中，長江中游城市群與中原城市群，未來將爭奪中部崛起的龍頭。在建的系列城市群，如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等，這幾個城市群產業結構類似，在爭奪東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將成為直接競爭對手。

　　 而在潛在城市群中，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將成為最大的競爭對手。

　　 近年來，湖北和河南，均表示自己是中國經濟地理的中心，均要成為中部崛起的龍頭，不僅其核心區的中三角與中原經濟區成為競爭對手，連涉及到其邊緣崛起的大別山振興計劃，亦將成為直接競爭對手，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誰先成為國家戰略，關系到湖北與河南崛起的中誰可得到更多國家扶持。

　　 中國的同質化競爭，微處是產業同質化，而在宏觀方面，則是城市乃至城市群發展的同質化。眾多發展程度類似，地域相近，資源稟賦類似的地方同時構建城市群，同時上升為國家戰略，奉行類似的發展戰略，或者會適得其反，造成內耗。

　　 為避免同質化競爭，一是需在規劃的時候，就確立重點，二是，建立跨區域的協調機制非常重要，尤其是鄂豫城市群這種跨省經濟區，更需協調。此外，產業的協同與錯位競爭，非常重要。

　　 然而，城市群規劃存在嚴重的拉郎配，充數字的弊端。

　　 在有關城市群的各項指標中，首要的一項是人口密度，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城市群人口應在2500萬人以上，國內則有學者提出2000萬人的標準;如果以此為標準，則中國的32個城市群中，有一半將不達標。

　　 其次是經濟密度，國內有學者認為，城市群的濟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500萬元，，由此，中國的多數在建城市群，以及潛在城市群，將不夠格。

　　 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如蘭州城市群，銀川城市群，拉薩城市群等，是典型的地廣人稀，單位產出低下，是否適合建成城市群，值得疑問。

　　 其三是核心城市與外界的密切聯系，以及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交通網絡。在7個潛在城市群中，這種情況更為明顯。

　　 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本來是振興大別山區的重要抓手，一直以來，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區，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塌陷，而這一塌陷的形成，很大原因，就在于交通不暢，而這一大短板，在短期內很難彌補，兩大城市群的出籠，太過理想主義。

　　 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目前還處于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階段，尚且未能完成崛起，豫皖城市群與鄂豫城市群的設立，似為時過早。

　　 不僅國家規劃32個城市群過多，各個地方亦在國家城市群的規劃帶動下，推出了省內城市群計劃，如山東提出“五位一體”的總布局，打造南承滬寧、北聯京津、東接半島、西啟黃河中上游的樞紐型城市群。黑龍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為兩極，雞西、雙鴨山、七臺河、鶴崗為支撐的東部城市群。

　　 城市群的發展，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產物，絕不可拔苗助長。等相關城市的經濟總量，人口規模等硬件，以及管理水平等軟件兼備，方才可逐步形成城市群。

　　 去行政化預迫在眉睫。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既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同時，權力對于經濟的干預亦很大，實行的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模式，與西方的強市場弱政府模式不一樣。

　　 在城市群的形成過程中，市場與權力的兩大力量，亦是交替出現。珠三角與長三角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兩級，大家公認是市場經濟造就了這種奇跡，但是，如果改革開放之初，國家不選擇珠三角作為改革突破口，亦很難說當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

　　 在當下的城市群中，已經出現的一些問題，如產業不協同，國家對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異等，均與權力干預有關。

　　 關于誰是中國經濟的第四級，湖北與重慶，河南爭奪激烈。湖北捆綁長江中游城市群，向國家申請，懇請明確武漢國家中心城市定位，而重慶則捆綁四川，推出成渝城市群，一個直轄市和一個大省組合，河南則聯合河北，安徽部分城市，將中原城市群進行擴容。到底誰可率先勝出?

　　 目前，國家方面并明確的表態，這是一個好事，一旦表態，就會出現傾力扶持一個地方，而忽視其他地方的局面。

　　 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崛起，爭議不大，但是，京津冀的崛起，卻爭議巨大，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北京和繼起的天津濱海新區，得到了國家太多的扶助，而這對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用國家巨大財力砸出來的繁榮，和自我生長，具有造血功能的繁榮，有本質的區別。

　　 未來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權力主導的體系，讓市場起到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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