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和13日,京津兩地分別召開市委全會,先后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下稱《京津冀規劃綱要》)的實施方案。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在兩地的市委全會中均強調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將地方的功能定位放到區域整體功能中去謀劃。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中長期相對弱勢,且“一體化”訴求最強的河北仍未公開發聲。
但這并不意味著無所作為,河北省發改委和廊坊、保定等地均已成立專門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辦公室,工作內容對外密而不宣。
7月10日,保定市協同發展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透露,保定方面多名領導正在北京調研,并會與西城區有關部門負責人召開座談會,商討產業轉移事宜。
這是自2014年2月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以來,三地行動最為“同步”的一次,一改過去數年間,河北窮追不舍,京津不予理會的局面。
在4月30日《京津冀規劃綱要》審議通過之后,多名學者就樂觀地表示,這預示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由“頂層設計”階段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對此,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王金營持謹慎態度,他認為,雖然河北多地有很好的硬件條件,但在承接北京轉移的產業方面,以公共服務為代表的“軟件設施”目前仍未做好準備。
河北的痛點
在這一輪的產業格局變動中,環京津的廊坊、保定、唐山、滄州、秦皇島被劃入京津冀功能核心區,會優先承接北京轉移的產業。
但河北多年來的發展模式,使其公共服務與北京存在較大差距,高端人才儲備也存在缺口。
“目前的環境還不太適合承接北京的企業尤其是央企。”王金營表示,河北省的管理水平、服務意識急需提高,包括人員培訓、干部隊伍的建設。此外,理念也需要轉變,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及公眾均處于觀念陳舊、安于現狀的狀態。
造成這一局面,不乏政治體制及政治約束的因素。以長期以“北京南大門”自居的保定為例。縱觀保定過去數十年的發展軌跡,“穩定壓倒一切”是其各級政府一貫的重心。
“每次北京舉辦大型活動,保定均將安保工作作為工作重點,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王金營指出。
不止保定,從水資源、環境、人力資源等多方面優先保障首都需求,早已成為京畿腹地多個城市的“宿命”。
拿張家口和承德來說,兩地長期被邊緣化、始終未大規模發展第二產業是人盡皆知的事實;而秦皇島作為沿海城市,GDP在河北省內排名倒數第二,僅高于衡水,不足唐山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秦皇島每年有長達六個月的時間處于“保暑期”,地方政府的精力、財力同樣大量用于安保。
唐山雖然GDP排名全省第一,但鋼鐵是其主要產業,產量占河北省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全國產能的六分之一。鋼鐵產業在拉動當地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才的 “封閉”。唐山有多所鋼鐵職業技術學校,使當地的初高中畢業生過早選定了職業發展路徑。“經濟這么發達的地方,人口流動很少,沒有人去想發展創新。”王金 營說。
外在因素的制約、內在開放度不夠,二者合力,導致了河北的庸常。
在過去幾年,保定曾計劃發展養老產業,以吸引北京的老人前來養老,最終失敗,這和保定與北京相差巨大的公共服務水平不無關系。
過低的工資是限制河北公共服務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據統計,在全國范圍內,河北的公共服務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排名倒數。在保定,普通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多維持在每月2500元左右,保定最好的醫院——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其醫生的工資也僅為每月4000元。
區域活力不夠、公共服務水平較低,在影響北京待轉移企業判斷的同時,也導致了人才流失。保定核心城區有30萬在校大學生,河北省最好的兩所高校——河北大學與華北電力大學均在保定,但這兩所高校每年有超過70%的畢業生選擇去外地發展。
北京社科院副院長趙弘曾在保定兩家企業調研,他發現這兩家企業人才的流失率高達70%,離職者多數選擇赴京。
河北的人口存量大,但整體素質偏低,這是產業轉移與發展的掣肘因素。
借“東風”之力
這次協同發展帶給河北的機遇是借助北京的輻射,發展公共服務,吸引全國范圍內的企業落地。“北京待轉移的產業對河北的發展并不能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我們需要從全局來規劃自身的發展。”王金營說。
北京市GDP的80%來自服務業,工業貢獻僅為2000億元左右。即使北京的工業全部轉移至河北,也僅為河北GDP的10%,況且還有天津與河北競爭。
目前《京津冀規劃綱要》仍未對外公布,但據接近保定市政府的人士透露,保定市的發展思路中,服務首都仍是第一要務,經濟發展則是服務業居首,科技創新產業次之。
今 年5月,國務院批復了保定區域調整規劃。保定的滿城、清苑、徐水撤縣建區,原市轄區范圍由3個變成5個。受此影響,保定市區面積由原來的312平方公里增 加到2531平方公里,已經超過省會石家莊城區2200平方公里的面積。同時,保定城區人口,從過去的119.4萬,變成280.6萬。
此次區域調整打破了長期制約保定發展的縣域經濟模式。
保定轄區內有23個縣市,但主城區面積小,輻射能力有限,導致城鎮化率低。區域規劃調整后,城區面積增加,能輻射周邊更多區縣。通過擴容也可增加城市建設用地,使產業對接時有足夠的用地空間。
與保定類似的還有滄州,滄州同樣有廣闊的腹地,承載產業的空間較大且生態環境承載力好。
縱觀河北各地,廊坊的空間較狹小,承接北京的制造業不 現實,但因為和北京天然的地緣關系,其近幾年一直在謀求和北京實現同城化發展。廊坊的服務業50%以上得益于北京。在河北方面看來,廊坊的核心價值不在于 承接產業,而是能否與北京實現無縫對接,道路連通、公共設施連通才是最重要的。這種連通已經帶動了燕郊及北三縣人口的聚集、房價的提升。
與上述城市不同,作為河北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唐山在這次京津冀區域規劃調整中,目前受到的卻是負面的沖擊,也是陣痛最嚴重的城市。
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時,多名學者指出,治霾是此次規劃的出發點之一。過去一年中,唐山的產能在逐步被壓縮,加之鋼鐵國際市場低迷,每噸鋼鐵價格僅為1900元,已經淪為“白菜價”,唐山轉型迫在眉睫。
唐山作為沿海城市,擁有河北曾經的一號工程——曹妃甸,河北曾投資數億元打造曹妃甸的港口項目及配套措施。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和天津港的競爭,曹妃甸并未發揮預期效用。
協同發展也許是重啟曹妃甸的機會。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曾長期研究京津冀區域發展問題,他建議,河北省要將沿海地區和環京津二市區域的現代化建設作為省內未來發展的重點地區。
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經濟增長和人均經濟增長總量水平有關指標在沿海各地區是最低的。2007年,河北省人均GDP只相當于廣東省的60%,山東省的71%,江蘇省的72%,浙江省的54%,福建省的76%,遼寧省的75%。
上世紀50年代開始,河北省的經濟發展重心就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東麓地帶。“河北省的發展重心不置于沿海,是導致河北省經濟增長較其他沿海省市發展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陸大道說。
京 津冀地區擁有北方最密集的港口群,其中天津港是中國北方最主要的航運中心,有上百年的歷史,其腹地范圍包括華北和部分西北地區,開放程度較高。但過去由于 體制機制的限制,這個港口群彼此之間沒有配合,沒有形成對外貿易的合力。天津方面甚至拒絕北京的貨物運至天津港,北京不得不繞道唐山。
面對新形勢,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表示,濱海新區、曹妃甸、滄州的渤海新區以及秦皇島的北戴河新區可能迎來新機會,并預測這些地方會是亮點地區。
大城市群愿景
對于支撐區域發展的產業,王金營認為應首推制造業。在他看來,河北是傳統的制造業大省,制造業一直是其發展基礎。保定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為制造業,尤其是長城汽車,近幾年發展迅猛。
此外,2015年4月3日,北京現代汽車在滄州舉行了第四工廠開建儀式。而在緊鄰滄州的濱海新區,高端制造業一直是其支撐產業,如空客320的制造。
“河北應利用京津的研發優勢,向高端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方向發展。河北過去主要在發展重化工業。現在應該抓住這次機遇實現轉型。”王金營表示。
除去保定、滄州,環京津的另外兩個地級市——張家口和承德,在這次規劃中,地位稍顯尷尬。兩地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僅被賦予了生態涵養和水源保護的功能,它們收獲的只有來自北京的生態補償。
在趙弘看來,北京現在給予兩地的補償偏低,如何能達到平衡,還缺乏相應測算。
7 月6日至10日,作為河北省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王金營跟隨河北省省長張慶偉在張家口、承德兩地進行了調研。在這次調研中,王金營指出,不 能因為生態涵養和水源保護的定位就限制這兩地的發展。他提出了“生態基金”的概念,“我認為應該將兩地的生態保護變成一個產業、一項服務,京津冀三地既然 享受了這種服務就應該付費。政府應該購買這種服務,投入資金,設立生態基金,而不是進行簡單補償。”
對于這一設想能否被施行,王金營持樂觀態度,如果京津冀成立協同發展銀行計劃成真,這個項目起步應該不難。
在這次規劃中,河北中部南部的邢臺衡水、保定西部、張家口、承德西部,均不在京津冀核心功能區中。
一些專家認為,京津冀區域需要發展的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世界級城市體系。
陸大道提出,京津冀地區是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新的戰略支撐,在這一過程中,大城市群與產業集聚帶將逐步成形。
為此,包括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區域與城市規劃設計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在內的多名專家建議:建立國家級新區以拉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的主體,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在由20個城市群為主導、以兩橫三縱為主軸的‘以軸串群、以群托軸’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宏觀格局中,京津冀城市群是國家未來重點培育的創新能力最強的世界級城市群。而只有首先建設好京津冀城市群,以此為核心才能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方創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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