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啟動五項改革

發布日期：2015-08-05來源：鳳凰財經編輯：張蘭

[摘要]

　　 不能任由經濟增速探底

　　 近4個季度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比預期要大。盡管6月份一些數據有所變動，但還看不出有明確好轉的跡象。

　　 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制約，以往采用的周期性刺激經濟的辦法難以解決結構性問題，刺激政策不僅出現了邊際效應遞減，甚至出現當期刺激政策只在當期有效。第二，在經濟增長下行期間，糾正地方政府和金融體系的問題進一步帶來了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治理問題本身是正確的，但時機不合適。第三，反腐是中央非常英明的決定，但客觀上對經濟增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地方政府做事的動力不足，行政不作為、少作為、不敢為、不知為，工作效率下降。李克強總理指出的“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就是一個證明。

　　 我們能否對當前經濟增速下行置之不理，任由其繼續探底甚至突破底線?還是應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用增量來解決存量的問題?我傾向于后者。如果把中國經濟增長比作開車，車現在出了一些毛病，我們是停下來修理，還是邊開邊調整?如果停下來修理，很可能會失去很多機會，也可能修著修著發現根本修不好，車反而很難再開起來了。

　　 從正面來看，我們要實現中國夢，經濟增長是基礎。2020年GDP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達到全面小康，算下來GDP增長率年均不能低于6.7%。

　　 從反面來看，如果經濟增速慢下來，會面臨各種風險。

　　 短期來看，主要有四個風險。一是就業風險。雖然整體來看就業情況尚好，但一季度已經初現端倪，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比去年一季度減少了20萬人，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從企業方面來看，用工需求沒有增長，這在不同機構編制的PMI指數里都有體現。同時，產能過剩的企業開始關門歇業，這會導致結構性失業。二是通貨緊縮風險。自去年9月以來，CPI一直停留在“1時代”，最低一個月曾經達到0.8%;PPI已經38個月負增長。如果拘泥于理論，會認為CPI要到負值才是通縮;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結合實際情況，CPI在1%以下就要考慮進入通縮了。相較通脹而言，通縮的治理要困難很多。三是金融風險。我們統算了政府、企業與居民三方面的債務總額，大約是139萬億元，是GDP的220%。從絕對數值來看，債務率不低，但與日本等國比，還不是太高;問題在于增長速度太快——2007年，中國全國債務總量還不到40萬億元，7年間漲了100萬億元，每年債務增長速度超過24%，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同時，債務成本很高，以7%來估算借債利率，一年全國利息支出9.8萬億元，相當于2014年GDP的15%，也就是大約兩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去年11月以來人民銀行3次降息，借債成本有所降低，但債務和利息總量還是相當可觀。如果經濟下行，企業可能連利息都還不起，銀行壞賬將迅速暴露。四是財政收入下滑風險。2015年財政收入預算增長7.3%，但今年1至5月，財政收入增長僅為5%;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轉列一般公共預算影響，同口徑增長低至3.1%。保證財政收入完成預算增長是政府完成各項行政計劃的基礎。

　　 中長期來看，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某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簡單來講，就是國家在發展中逐漸失去競爭力，面臨困難境地——一方面由于收入提高，勞動力成本競爭不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技術沒有進步，競爭不過發達國家。亞洲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數十年沒能走出去，經濟蕭條，甚至出現債務危機。而日本、韓國則成功沖破了陷阱，實現了產業轉型，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目前，從數據來看，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接近中等收入的上線，但人口結構也出現變化，16至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已連續3年下降。如果2030年不能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中國將成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未來可能也很難有機會再完成工業化了。

　　 中國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判斷，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確實有必要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來避免短期和中期各種風險變成現實。

　　 為了讓刺激措施有的放矢，我們需要分析中國經濟到底哪些地方出了問題。中國經濟不是全盤有問題，從宏觀數據來看，自2012年開始第三產業的增長就已經超過了第二產業。今年一季度，就名義增長而言，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82%，可以說相當不錯。出問題的是傳統型工業經濟這部分。比如工業制造業3月份的名義增長只有0.53%，這個數字太低了;一季度出口增長只有1.6%，這與制造業的數據表現差是相互印證的。出口已經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反而拖了后腿。當然，在總需求中，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投資，今年1到3月固定資產投資還有13%的增長，但1到4月份就變為了12%，意味著4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掉到10%以下。更加嚴重的是，在建項目預算投資的增長速度只有5.4%，而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計劃要達到15%，項目不足怎么達到?對微觀企業層面的調查也顯示，現在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問題不在于資金不足，而是沒有訂單，缺乏需求。

　　 從近期政策來看，應當說政府已經意識到相關問題，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首先是發改委推出7類重大工程項目包，提出總投資金額1萬億元的軌道交通項目，1萬億元的地下管網改造項目，1萬億元的電信改造項目，以及投資量非常大的京津冀一體化項目等。從貨幣金融數據來看，1到4月新增的社會融資規模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量減少21%，考慮到貸款中借新還舊占到相當比重，以及表外貸款轉回表內，可以推斷新增融資量非常少，需要貨幣政策進一步放松。由此，人民銀行進行了降息、降準等總量寬松型政策，并通過創新金融工具對政策性銀行開展了定向寬松政策，來解決結構性問題。同時，房地產方面各地出臺利好政策，穩定了市場，這對中國短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最后，是解決地方債問題，財政部下達了兩批1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額度，降低了融資成本，緩解了還債壓力。在以往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中，第一推動力就是地方政府，之后依次是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解決好地方債問題，才能讓地方政府恢復融資能力，推動經濟進一步發展。

　　 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動力

　　 中國經濟應該怎么辦?未來靠什么拉動增長?

　　 從中長期來看，服務業將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新增長源。服務業近幾年的增長速度很快，現在占GDP比重已經達到50%左右，但是和發達國家80%的占比相比，還差約30個百分點，因此還有較大發展空間。其次是推動消費。2014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1.2%，比上年提高3個百分點，但是，居民消費還只占35%左右。消費不斷增長的趨勢是可持續的。

　　 但上面兩個都是慢變量，怎么解決當前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呢?當我們考察潛在經濟增長率時，潛在經濟增長取決于三因素：一是新增勞動力;二是資本存量的增長;三是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存量增長，90年代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2000年到2008年勞動生產率很高;2009年到2011年主要靠資本存量的增長，也就是投資，勞動力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受到了限制。這意味著很多投資投向了無效率領域。從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資本的形成也就是投資，仍然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點。但是，不能再重復以往無效率、低效率的投資，要讓投資更加有效率，投資要講回報。

　　 新一代領導人上臺后，鑒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地位，開始站在國際角度布局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我們觀察到，中國于2013年10月正式推出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擁有全世界人口的60%、占全球GDP的30%，設計重在互聯互通，存在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可以帶動基礎設施建筑設備和建筑材料的出口，帶來大量的外部需求。這無疑對于解決中國的資本過剩、制造業產能過剩局面有重要意義。在中國的帶動下，日本政府決定拿出1100億美元進行相關投資，亞洲開發銀行決定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翻一番，世界銀行決定要向亞洲基礎設施每年投資500億美元，再加上中國絲路基金的400億美元，全部國際承諾資金達到了4000億美元。

　　 從國內角度來看，城鎮化遠未完成。盡管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城鎮化率2014年達到54%，但是若考慮戶口控制因素，真正經濟學意義上的城鎮化率恐怕不會超過 45%。推動加快城鎮化是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決定性領域。相較于其他工業化國家，中國的城鎮化過程緩慢，起點也低。經濟學意義上的城鎮化伴隨著改革開放于1980年代初才開始，由于戶籍管理的控制，人口城鎮化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鎮化。現在大約有1.25億農村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但沒有城市戶口，所以接下來要推進人口的城鎮化。根據規劃，城鎮戶籍人口要從2013年的4.8億人上升到2020年的6.5億人，增加約1.7億人，增長35.4%，每年增長要達4.4%。

　　 推動中國城鎮化還有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區域整合，包括京津冀一體化、長江流域的區域經濟整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東部地區城鎮帶和消費社會的培養。特別是東部消費社會的培育和發展經濟意義重大，將推動東部工業升級，一般工業制造業轉移布局到中西部，東部地區成為中西部制造品的校舍地，將極大地減少中國經濟的對外出口的依賴程度。以京津冀一體化為例，北京人均GDP已經達到16000美元，天津人均GDP達到 17000美元(天津人均超過北京GDP可能有統計問題)，而河北人均GDP只有6500美元。如果幫助河北發展起來，拉升河北人均GDP，相對還是比較容易的。在京津冀整體規劃中，要做交通一體化、制造業再布局、污染整治的一體化、能源結構改造，要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轉移出去，要建設9500公里的輕軌和鐵路，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要對9個環渤海的億噸吞吐量港口進行整合，要把本地區的4個機場進行整合，要對495家大的企業和777條生產線進行改造。到2020要完成這些工作，投資量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估計會有幾十萬億元。

　　 如果依照上面所說的狀態走下去，可以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可能在三季度觸底;中期來看中國經濟將會迎來新一輪增長，這個增長不是9%、10%的增長，而是6%、7%到8%的增長。二是中國通過帶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推動本國城鎮化進程，將帶動能源、建筑材料等行業，對大宗商品的需求會上升。從全球角度看，大宗商品的通縮有望在今年底、明年初結束。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

　　 當然，上述情形能否順利出現，也面臨一些變數和挑戰。

　　 從國際方面看，首先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到底如何。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增長是非常支持的，但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中國成為一個興起的大國，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態度已經發生明顯改變。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要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但從美國的表態來看，對此并不積極。其次，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也帶來挑戰。人民幣資本項下的開放和國際化，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再只是國內的貨幣政策，而具有地區性、國際性貨幣政策的色彩。中國是否具備這樣的管理能力，在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之間應如何平衡，這也是一個挑戰。

　　 對于國內而言，首先現在各種觀點、論調很多，如何像當年鄧小平號召大家搞改革開放那樣，把全體人民都調動起來，讓全社會朝著一致的方向努力，這個挑戰蠻大的。其次，剛才提到經濟增長的動力存在不足，如何增強來自地方的動力，如何在“政府之手”不能再強行起作用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復蘇，這也是一個挑戰。此外，如何理順投融資體制、“鋪好管道”，將水庫里的資金之水灌溉好項目這塊稻田，這是第三個挑戰。

　　 要應對上面的挑戰，我認為五項改革最為關鍵：國有企業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財政預算稅收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城鎮化改革。要充分挖掘改革紅利，逐漸填平經濟增長的洼地，才能完成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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