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在介紹2018年上半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有關情況時表示,我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合作穩步推進。2018年上半年,我國對參與到“一帶一路”中的55個國家新增投資74億美元,同比增長12%;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477.9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4.8%。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5周年,在這個重要時間節點,盤點5年來我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機遇,具有重要意義。
已簽署101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和16個自由貿易協定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中國已與8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1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涵蓋基礎設施、產能、投資、經貿、金融、科技、社會等合作領域。中國已和韓國、巴基斯坦、東盟、秘魯、智利等24個國家或地區簽署16個自由貿易協定。
國家信息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中心等機構于2018年5月共同發布的《“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8》顯示,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額較2016年增長8.5%,進口額較2016年增長19.8%,近5年來進口額增速首超出口,高出11.3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根據上述報告公布的年度數據計算得出,2013年—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總額達69756.4億美元。
商務部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表示,5年來,我國積極倡導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發起創辦亞投行,設立絲路基金,一批重大互聯互通、經貿合作項目落地,“不僅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工程承包等方面的投資在增加,項目投資也從最初的基礎設施,擴展到多視角合作,如港口、公路、機場等大項目,合作形式有BOT(編者注:BOT即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是私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也有PPP,多種模式齊頭并進、遍地開花。”
“一帶一路”獲多國主流媒體高度評價
不只是國內的贊譽聲,“一帶一路”倡議也收獲了多國主流媒體的肯定。
比如巴基斯坦媒體認為,作為“一帶一路”項目的中巴經濟走廊,引領了巴基斯坦乃至整個地區的繁榮和進步。該國《國際新聞報》報道稱,該項目給巴基斯坦的經濟帶來了革命性變化,給亞洲中部的內陸國家打開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中巴經濟走廊是“我們這一代人最重要的合作舉措”。
印度尼西亞國家通訊社報道指出,“中國連續8年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并在2017年首次達到雙邊貿易額5000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一帶一路’是通過互利合作擴大發展機會和共同繁榮的努力。”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世界經濟重心已出現轉移,東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心和支點。盡管世界各國正面對反全球化情緒高漲等挑戰,但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其實對東盟非常有利,令東盟在嚴峻挑戰中看到不少契機。
沙特阿拉伯《國家報》認為,“一帶一路”倡議超越了區域的概念,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這一戰略機遇中,可能創造“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
對于“一帶一路”的前景,《國際金融論壇(IFF)中國報告2018》公布的全球首份“一帶一路”問卷調查(注:報告由26 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中央銀行的調查回收問卷組成)顯示,92%的中央銀行預計,未來5年內,“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能夠支持國內經濟增長,其中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可帶動年增長近1個百分點。有25%的受訪者態度更加樂觀,預計帶動的年增長將介于2~5個百分點。
邢厚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前景的信心也跟中國建設的高效率有關。中國在基礎設施、高科技領域等多方面與多國開展廣泛合作,中國企業在項目建設方面的高效率國際上有目共睹。中國速度在國際上獨一無二,奠定了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新基石作用。
警惕劣質企業,打造優質的“一帶一路”品牌
成績固然可喜,但也存在現實困難。
比如,華盛頓咨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2013年以來在66個“一帶一路”國家宣布投資的1674個基礎設施項目中,約14%的項目(234個)遭遇了麻煩。所遇到的問題主要包括針對勞工政策的抗議、施工延期等,其中大部分問題源于管理不善。
對此,邢厚媛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首先是政府更迭所致。由于東道國政局的變化,比如一些國家進行大選或者換屆,新上任政府對于上一任政府所簽署的協議,有的進行重新評估,有的干脆推翻,這種情況比較常見。其次是一些國家針對項目的配套能力不夠強,達不到標準要求,容易延誤工期。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磊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一些外媒文章中的描述或許“吸引眼球”,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邏輯不通:第一,不是所有的中國海外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不是所有在海外的中國企業都是“一帶一路”企業;第二,任何商業項目都有風險,不能因為如水患疏散等情況就說項目本身有了問題。對此,中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不能亂了陣腳,也要對新情況做客觀分析,確保科學發展。
為了規避“一帶一路”企業出現類似問題,趙磊教授在2015年就寫過《這是“一帶一路”的最大痛點》一文,提出要“警惕劣質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
“現在很多企業借著‘一帶一路’的名義蜂擁而出,這是個需要引起警覺的事情。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或者項目失控,‘一帶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復就難了。所以在最近兩年的關鍵節點上一定要做好項目甄別把關,打造優質的‘一帶一路’品牌。”趙磊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而對于如何做好項目甄別,邢厚媛提出要創新管理方式,通過新的管理辦法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對于個別企業給東道國市場帶來的一些困擾,中國政府可以聯手東道國共同治理;還可以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一些經濟伙伴國家,都有中資企業的商會和協會,對一些不法企業的行為,可以采取行業內制裁。”
趙磊則提出了紅榜、黑榜機制。“好的項目上紅榜,向國際社會展示這就是優秀的‘一帶一路’企業,對企業家來說是一種激勵和引導。不好的企業要上黑榜,告訴國際社會跟這種企業要謹慎合作,甚至在資金支持上要對它有所限制。這樣,通過紅榜、黑榜機制,使一些好的項目成為精品,不好的企業受到制約和約束。”
中國需要“走出去”和“引進來”何種項目?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境外業務已經由工程承包、能源資源開發拓展到高鐵、核電、電信、電網建設運營等領域。
在趙磊看來,中國企業目前“走出去”的項目很多是港口、高鐵、核電、大壩這樣的“重資產”項目,如瓜達爾港、吉布提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歐班列、中白工業園等,這些項目投資較大、周期較長、風險較大,因此要打造一批有品牌價值的“輕資產”項目,如教育、培訓、醫療、農業等,讓這些要素走到絲路百姓的生活中去,發揮“潤滑劑”和“黏合劑”的作用。
邢厚媛認為,“走出去”的項目,要符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比如,我國在白俄羅斯投資建設的中白工業園,白俄羅斯方就要求園區的產業定位是以高科技、大數據、互聯網、電子商務等為代表的朝陽產業。”這意味著,“一帶一路”相關產業在發展進程中面臨升級。這不是產業規模大和小的問題,更多關乎質量、效益和環境。
當然,“一帶一路”的項目和產品不僅要“走出去”,還要“引進來”。
2018年7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由商務部等部門發布的《關于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意見》提出支持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日用消費品、醫藥和康復、養老護理等設備進口,促進建筑設計、咨詢服務、研發設計、節能環保、環境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進口,支持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的技術、設備及零部件進口,增加農產品、資源性產品進口。
該意見還要求,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作為重點開拓的進口來源地,加強戰略對接。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擴大進口是中國消費升級、產業轉型升級的自身需求,在穩定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進口對提升消費、調整結構、發展經濟、擴大開放的重要作用,有利于進口與出口平衡發展,有利于擴大中國經濟增長的外溢效應,彰顯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一帶一路’是中國正在培育的重要進口來源,當下適度增加適應國內消費升級需求的特色優質產品的進口,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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