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自去年底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層面均加大了PPP項目庫建設力度。2014年10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43號文”)公布,提供了新一屆政府對地方債務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確將逐步剝離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數據顯示,在43號文出臺前后,34個省市區地方政府推出了總額約1.6萬億元的PPP項目。但到目前為止,真正簽約的大約為2100億元,僅占總額的1/8。 談及實際成交額占總額比例較小的原因證券研究院研究員朱振鑫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總結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項目推介到目前為止時間不足半年,PPP推廣存在時滯,社會資本短期內難以有效續接政府投資。對于新推出的項目,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需要時間論證磋商,上馬仍需時日。其次,社會資本對PPP存在的眾多不確定性心存疑慮,進而持觀望態度。對于企業來說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于政府。一些企業家認為,一些地方政府不守信用是過往PPP項目運作過程中最難防控的風險。2011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份PPP制度環境成熟度的評估報告中,中國與PPP應用成熟的國家有一定的差距。最后,相較于高企的融資成本,投資收益不具備吸引力。由于PPP的公共服務屬性,社會資本只能從投資中得到合理而非超額的收益,譬如貴州桐梓縣13個污水處理PPP項目內部收益率是8%,但目前企業融資成本較高,銀行間市場7天回購利率在4.6%,代表市場貸款利率中樞的一年期基礎貸款利率(LPR)在5.3%。在融資成本、項目低收益和政策方面不確定性的三重約束之下,PPP項目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不夠。 作為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自去年底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層面均加大了PPP項目庫建設力度。
2014年10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43號文”)公布,提供了新一屆政府對地方債務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確將逐步剝離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數據顯示,在43號文出臺前后,34個省市區地方政府推出了總額約1.6萬億元的PPP項目。但到目前為止,真正簽約的大約為2100億元,僅占總額的1/8。
“不過隨著中央加強引導和地方積極推進,PPP項目簽約率低的情況正在逐步改善,下一階段,PPP可能在五方面因素的助推下加速起飛。”專家進一步表示,一是政府加強引導整合,緩解信息不對稱。PPP的本質是政府、市場和項目的資源整合,各方風險和收益共擔。這個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信息不對稱:作為PPP項目的共同參與者,在招標立項階段,政府相對于社會資本方可能更具信息優勢;而在簽約后項目通常由社會資本方負責融資、建設與運營,政府主要職責是監管,以協調政府、社會資本方與公眾之間的利益,在此階段,社會資本方比政府更了解項目。因此,為使PPP項目成功簽約與實施,政府需要加強引導,消除信息不對稱。
專家稱,在招標立項階段,政府需加強項目相關信息的披露。PPP項目通常前期投資大且主要由社會資本方承擔,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收益的因素多。社會資本在決定是否參與項目時,通常需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如當項目為公路時,需了解當地的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影響交通量)、城市規劃、交通規劃、交通量、建筑原材料分布等。政府應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多地提供相關信息,以輔助社會資本方做決策,降低其觀望心理。
二是增強地方政府信用,建立信用評價機制。專家認為,通過梳理導致PPP項目失敗的幾個原因,包括法律保障體系不健全、審批決策周期長、配套設施不完善、項目收益無保障和政府信用風險等,其中政府信用風險被認為是主要的風險。比如,地方政府承諾超過地方財政實力所能支撐的高回報、承諾違反了現行法律制度、地方政府新建或改建與PPP項目形成直接競爭關系的其他項目等,都會產生信用風險,危害合作方的利益,使項目合作被迫終止。未來PPP要想大范圍推廣,地方政府必須講信用,從中央角度來講,可以推動建立有公信力的地方政府信用評價體系,增強地方政府的守信意識。
三是具有一定收益性的項目加快推出。純公益性項目不適宜采用PPP模式。PPP模式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到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中去,減少前期財政資金投入,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對于純公益性項目,僅由政府付費購買社會資本方提供的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服務,對政府而言類似于BT模式,將前期投入資金遞延到項目運營期分期支付,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方并不能做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因此,項目本身應具有一定收益性,依靠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政府支付等不同支付機制組合,而非完全由政府付費的純公益性項目。長期來看,交通設施、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環保工程等具有一定收益的領域PPP大有可為。
四是頂層設計和制度保障加快完善。PPP項目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決定了PPP項目要成功推廣,需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回報的長周期性決定了收益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通過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社會資本利益,最大限度消除其對進入后風險的擔憂,方能促進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一方面,需要制定相應法律、法規來保障社會資本的利益。地方政府信用風險是PPP項目失敗的首要風險。而社會資本方和地方政府在PPP項目中實際地位的不平等,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約束地方政府的違約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財政稅收政策,給予PPP項目以支持。對于公益性項目,要通過使用者付費、政府付費、財政補貼缺口等組合,使社會資本能獲取穩定且合理的收入水平。對于需重點發展的產業,如養老產業、環保產業等,中央政府可出臺相關法規條例,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
五是專業機構做專業事,政府和社會資本產生化學反應。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在于通過少量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更在于社會資本能調動其專業能力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產品。因此,參與PPP項目的社會資本方,需要挑選具有比較優勢的專業機構。一方面,行業中的龍頭企業抵御風險能力更強,降低項目失敗的概率;另一方面,技術領先的企業也可以降低成本,減少使用者和政府部門的支付費用。
根據規定,未來地方政府性債務主要由一般政府債、專項政府債和PPP債構成。可見,應對未來幾十年城鎮化的資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在談到PPP模式的發展潛力時,朱振鑫表示,一方面,2013年中國PPP項目的累計總投資為1278億美元,和同類型新興市場比有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資額僅為7億美元,而2013年城投債的發行量則高達9512億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導的融資模式,其發展空間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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