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建筑業新生代農民工

發布日期：2014-09-23來源：編輯：龔煒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三高三低”的特點為建筑業用工管理帶來了挑戰。

　　農民工群體是伴隨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出現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工隊伍的成份開始發生變化。80、90后出身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60%以上，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力。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帶有一定的傳承，同時也有著明顯不同的代際差異。而對于建筑行業中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又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行業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

　　建筑業新生代農民工結構及素質特點

　　建筑行業自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實行管理層與勞務層分離后，成為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之一。在外出農民工中，從事建筑業農民工占17.3%，是僅次于制造業的39.1%。但建筑業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不高。據浙江建設投資集團統計，2010年底該集團農民工隊伍總數為12萬人。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有18840人，占15.7%。

　　表1 浙建集團上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情況的比較

　　與第一代農民工比較(見表1)，新生代農民工有了許多新的特點：

　　較高的文化程度與較低的技能水平并存。新生代農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約占30%，比第一代農民工高10個百分點。小學及以下的占3.17%，比第一代農民工低12個百分點。相對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這使整個農民工群體的文化程度近年得以提高。較高的文化程度使他們具有視野開闊、知識面廣，接受新事物快的特點。但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技能水平沒有因文化程度較高而較高，反而比第一代農民工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高級工、中級工和初級工的比例比上一代農民工的比例要分別低6.67、1.42、5.85個百分點，而未定級的普工比例要高達13.64百分點。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他們許多是從學校出來就進入城市打工或者本來就隨父母在城市讀書，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有農業生產活動的經驗，有的在農村本來就是木匠、泥瓦匠。二是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建筑業時間不長，技能上還有一個積累過程，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不愿穩定在建筑工地干活,流動頻繁，造成專業施工經驗無法積累，使得技能等級難以提高。三是由于我國正規的職業教育沒有得到相應發展，許多新生代農民工沒有接受過專門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安全培訓，也沒有傳統師傅帶徒式的技藝傳受過程，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業務素質和操作技能出現了與教育程度相反的“逆發展”。

　　較高的理想追求與較低的幸福感并存。傳統農民工進城打工的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掙錢養家。賺錢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不再是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唯一目的。他們羨慕城市同齡人，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成家立業，而對土地和農村沒有依戀。他們雖然也追求較高的薪酬，但對于職業發展、體面勞動、精神生活、休息權利有了更高的追求。但現實情況是這種追求過程沒的給新生代農民工帶來預期的幸福。原因在于：一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獨生子女比例大，從小生活條件相對優越，務工前長期在學校讀書，生活經歷簡單，遇到的挫折不多。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缺乏吃苦耐勞精神，不愿意從事較為艱苦的工作崗位。二是新生代農民工長期脫離農村和農業勞動，農村、土地對他們已經沒有多少吸引力，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于邊緣位置。而在城市又難以獲得自己向往的生活和工作，享受不到城市人的政治、戶口、福利、教育等各種平等福利，處于城市的底層，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現代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兩端都處于某種邊緣化狀態。在與城市青年相比中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后，當面臨非工非農的社會處境、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權益被侵害時，他們的內心容易處于焦慮和恐慌之中，容易產生心理失衡，產生迷茫和苦悶。個別的甚至產生逆反心理，走上犯罪道路。近年以來，全國各地市中級法院陸續公布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逐年增加的相關報告，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總數的30%-60%。

　　較強的權利意識與較弱的職業精神并存。由于文化程度較高，新生代農民工的需要層次從上一代農民工的生存型轉變為發展型，對法律知識、平等觀念和維權意識明顯比上一代農民工增強，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維權方式也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但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的忠誠度、職業素養較低，遵守企業的勞動紀律不夠，敬業精神明顯較上一代農民工差。一項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 次，而老一代農民工僅為0.08 次，其跳槽頻率是上一代農民工的近6 倍。一些項目經理反映，雨雪天氣，新生代農民工的出勤率就會明顯下降。遇到項目工地抓搶工期，很少有新生代農民工愿意主動加班加點干活。一些人辭職不提前通知，說走就走，缺乏責任意識和合同意識。

　　建筑業新生代農民工使用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比例下降，將給建筑行業用工帶來新壓力。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呈現出“兩升一降”的趨勢：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在建筑業中呈下降趨勢。《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2004年農民工在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中的比重分別為33.3%、21.7%和22.9%;而國家統計局2009年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中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的比重分別為39.1%、25.5%和17.3%。數據對比可以發現：5年間，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工比例分別上升了5.8和2.6個百分點，建筑業則下降了5.6個百分點。這說明，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而建筑行業雖然收入不算低，但工作強度大、危險程度高、就業環境差、社會地位低，對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相對制造業、服務業明顯不足。據統計，近兩年浙建集團新使用的農民工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不斷下降，已接近15%，大大低于前幾年27%的比例。據施工項目部反映，在工地干活的新生代農民工目前大多是85年以前出生的，而85年以后出生的幾乎沒有。

　　隨著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建設，大量中西部農民工回流家鄉，在本地區、家門口打工。 “用工荒”成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突出難題。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方興未艾，建筑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量還在繼續增長。但建筑業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向制造業、服務業轉移的趨勢將日趨嚴重,招工難問題將嚴重影響建筑企業正常的施工生產。因此，作為建筑企業自身需要在加強勞務隊伍管理、提高用工水平、增加民工收入、改善生活生產環境條件、建立關愛民工機制等等多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同時,也給建筑企業提高科技水平、機械化作業和工廠化生產能力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

　　新生代農民工價值多樣化，給企業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挑戰。主要表現在：一是新生代農民工思想活躍，需求多樣，其人生觀、價值觀、苦樂觀與上一代農民工已經不同，這給企業增加了管理上的難度;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知識、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不斷提高，給企業依法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三是新生代農民工體面勞動要求變高，給企業生產生活環境條件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農民工外出就業的主要目的是“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是為了改善比較貧困的生活狀態，對生產生活條件要求較低。而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注重對體面勞動、精神生活、休息權利的追求，賺錢不再是“打工”的唯一目的，這些變化對企業特別是項目部如何有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行為特點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組織勞動用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直接使用管理農民工的項目部領導和管理人員中不少人對農民工的作用的認識不到位，缺乏做思想政治工作本領和經驗，只對他們看作“打工仔”實行粗放簡單式的管理。企業黨組織、工會組織和團組織要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動態和利益訴求，加強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建立民主溝通日制度等溝通機制，主動解決一些事關他們思想、生產生活和切身利益的難事、要事，讓新生代農民工體會到企業的人文關懷和大家庭的溫暖。

　　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大，給企業培訓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建筑業勞動力素質問題牽涉工程質量、施工進度、生產安全、隊伍穩定，已成為當前建筑企業非常突出的問題。第一代建筑勞務工素質技能、吃苦耐勞精神普遍較好，但年齡已顯偏大，重體力崗位漸顯不適。八、九十年代活躍在建筑市場的勞務大軍大部已退出，取而代之的將是新生代勞務工人。新生代建筑勞務工年青體力好，文化基礎較前輩高，但由于流動性大、職業穩定性低，拜師學藝主動性不夠，技能水平普遍較低。一位鋼筋工班的班長說，幾年前，一個帶班的班組長可以帶三、四十個新工人，而現在，帶一、二十個都很吃力，原因就是新使用的農民工沒有專業技能。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缺乏技能，致使企業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物力來提高他們的技能。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現狀，又使企業缺乏化成本組織培訓教育的積極性。

　　切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企業文化認同和科學文化素質，是建筑企業提高工程質量的基礎前提。企業要充分發揮職業技校、項目部民工學校的作用，堅持“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緊貼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需求，突出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達到提高素質和職業技能的培訓目的。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教育管理問題的建議

　　作為建筑企業，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合同、工資支付、生產安全、生產生活設施、社會保險、教育培訓、人文關懷、職業發展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多方面的工作機制，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在建筑企業的穩定就業和體面勞動，造就新一代的現代建筑工人。然而，新生代農民工的許多問題僅僅靠企業自身難以解決，需要政府和整個社會來努力。因此建議政府：

　　將農民工管理全面納入社會管理服務體系。建議政府在農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建立農民工服務和管理工作的經費保障機制，消除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各種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將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社會保障、子女就學、住房等納入政府規劃，提供資金保證，逐步實現農民工享受與城鎮職工同城化待遇，讓他們從流動狀態轉為穩定狀態。也只有這樣，企業才能真正做到讓新生代農民工轉變為現代產業工人。

　　加大扶持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力度。目前農民工的專門培訓機制尚未健全，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主要依靠企業自行組織。建議政府出臺傾斜政策，支持大型建筑企業開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并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必要的公共財政經費補貼。同時，建筑企業可以與農民工輸出地政府共同建立勞務基地，組織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基本技能培訓，使農民工能在上崗之前就初步了解和掌握崗位技能。

　　加強對勞務公司的培育和管理。目前，多數勞務分包企業由于管理成本較高，稅負風險極高，面臨著不接業務屬無米下鍋、承接業務屬賠本買賣的生存困境。而割據建筑勞務市場的眾多“包工頭”勞務隊伍，管理比較混亂，甚至侵犯農民工合法權利、拖欠挪用農民工工資。建議建設、勞動、稅務部門對勞務企業的成本與利潤進行調查摸底，合理確定勞務分包取費標準，綜合考慮稅金、社保及管理費、利潤等因素，科學合理落實勞務分包施工取費標準，保護勞務企業合法權益，促進勞務分包企業能健康發展。特別要鼓勵大型建筑企業自建勞務公司或勞務管理機構，通過自有勞務公司或管理機構培育和管理若干家外部勞務分包企業。從而逐步淘汰“包工頭”帶隊的建筑勞務形式。通過完善勞務分包制度和培育正規的勞務分包企業，形成建筑施工承包企業與勞務分包企業共同加強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使用、教育和管理。

　　為建筑企業關愛保障農民工提供政策支持。建筑施工企業競爭激烈、稅賦比例高，產值利潤率平均在2.5%，有的甚至不到1%，普遍處于微利水平。建議政府進一步規范建筑業市場，改變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和建設單位對施工企業諸多不平等要求，建立有序競爭機制，保證建筑企業有合理的盈利空間，為企業增強履行社會責任、提高關愛保障農民工的各種投入創造更好的條件。

　　(作者：浙江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王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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