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布的《天津市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將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實現城鄉戶籍登記“一元化”,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天津市居民戶口,并加快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服務管理制度,逐步放開市內戶口遷移限制,穩步實現人口的自由流動。
這是落實中央戶籍制度改革部署要求的具體舉措。至今,全國已經有十多個省份出臺了相關意見,城鄉戶籍登記“一元化”,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實行居住證制度。居住證制度作為一種原有戶籍制度的替代制度,有一定的進步性,不過衡量這項制度是否起到了應有作用的唯一標準,不是形式上是否覆蓋了更多的農民,而是居住證制度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今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明確提出: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居住證要具有含金量,需要加快覆蓋未落戶的城鎮常住人口,使他們依法享有居住地義務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
坦白說,居住證的形式容易建立,但是含金量的提高卻還是面臨挑戰。眾所周知的是,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在特定時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不同群體之間的鴻溝,城市戶口背后實際上是附著在戶口上的福利與更好更廣的資源,而這些教育、醫療甚至住房等資源其實都是來自于國家和地方的公共資源的投入。
國家近年來采用漸進的主要依靠地方制度創新的模式來探索,以積累經驗,這種改革方式容易在實行過程中積累好的經驗。同時,國家也應該不斷推動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對等性,須知,戶籍制度改革和提高居住證制度的含金量,都需要投入,一個農民的市民化成本,其實在地方上是可以估算的。如果只是靠地方財政,不僅可能動力不足,也可能力有不逮。
戶籍制度改革需要把握一定的節奏,在城鎮化不斷邁進的過程中,城鎮化的“輪子”應該更加強調穩而不是單純的快,這也正是國家強調提高城鎮化質量的題中應有之意。比如一些接近農村人口的基層政府,采取趕農民“上樓”(進城)的做法就不可取;另外,城鎮化、農民市民化不應該被帶上任何工具性的意義。例如,近來有地方要求向農民宣傳進城買房比在農村自建房更保值,如果只是出于去庫存的目的,那么就會招致反感。關鍵是,如果農民盲目相信了,進城買房然后卻又難以在城鎮找到安身立命的職業,那么無論是對農民自身還是對城市管理來說都是麻煩。地方去庫存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更多借助于市場力量。
城鎮化過程注定是漫長的,有論者一語中的,戶籍制度只能消亡不能取消,這顯然是道出了這場改革的艱難性與長期性。國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決心顯而易見,同時也要做好各種配套,比如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與農村各種制度對接與統籌(社保醫保),提高對農村進城務工者的培訓投入,等等。
戶籍制度改革最終目的在于彌合城鄉各種鴻溝,改革并不一定是要觸動現有的城市群體的利益,因為這既不應該,而且阻力很大。改革應該是做增量,讓農村人口也能夠享受到越來越多的國民福利。歸根結底,就是要推動各種公共資源城鄉投入的均等化,推動中央與地方事權與財權的對等化,以制度變革來改變地方“經營” 的心理和角色。
世行副行長英卓華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覺得中國的挑戰在于改革的速度,改革是否能夠足夠深入,真正觸及結構性調整。我覺得中國的問題不是‘做什么’,因為我覺得政策制定者清楚應該‘做什么’,也在‘十三五’規劃中寫明了。問題是‘如何做’以及‘以什么速度做’,這是很重要的。”很明顯,我們的改革需要從結構性調整入手,而不是局部操作;需要系統性地理順,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僅需要清楚的認知與方向,更需要智慧與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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