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頂級報告揭全球房地產危局：鬼城在腳下蔓延

發布日期：2015-09-29來源：華爾街見聞編輯：伏牛山

[摘要]

　　 全球市場終于不可避免地進入“新常態”，一個主要央行發現自己不再能掌控全局的新時代。

　　 曾經接力發達國家撐起世界經濟增長的新興市場失去了動力，就連美聯儲都表示，“主要聚焦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相關的風險。

　　 金融危機后的頭幾年，發達國家央行通過QE釋放的巨額流動性涌入新興市場，并通過銀行為中介的傳統信用創造，促進這些國家的投資和經濟增長。

　　 然而長達數年的極度寬松政策，逐漸呈現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新興市場的信用創造能力也隨之下降，資金轉而追逐股票、房地產資產，就像QE催生了發達國家(風險)資產價格膨脹那樣。

　　 據花旗報告，隨著原油為首的大宗商品價格重挫導致石油美元消逝以及美聯儲即將步入加息周期，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其實已經在下降了，因為仍在實施的QE帶來的資金已經無法抵消新興市場國家央行流失的外匯儲備。

　　 這些資金流的變化讓對沖基金大佬David Tepper等投資者感到恐慌，并因此十分看空股市。

　　 未來，“哪怕信貸增速只是放緩，都會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花旗寫道。“信貸的增長既需要借款人，也需要貸款人，我們可能同時在接近這兩者的極限。”

　　 新興市場信貸膨脹

　　 金融博客zerohedge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當時還很少有人關注或者討論的話題：說到“信用”創造，中國銀行業自金融危機以來新創造的15萬億美元貸款——表面上對西方衰退帶來的沖擊起到緩沖作用——令主要發達國家央行的信用創造都相形見絀。

　　 當時它是這樣描述的：

　　 為了抵消商業銀行缺少信貸創造的影響，“四大央行”——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美國央行——別無選擇，只得把流動性的水龍頭開到最大。結果是“四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大了不到10萬億美元，大部分資產都是在雷曼倒閉以后增加的。

　　 這如何能與中國所做相提并論?如圖所示，中國銀行業資產在過去短短5年里令人震驚地增長了15萬億美元，使得總資產規模達到了24萬億美元。換言之，中國銀行業資產負債表擴大的體量比主要發達國家央行加起來還多50%。

　　 而這也是為何，無論新興市場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到處都充斥著流動性的原因。

　　 此后，全球信用創造的戲劇性分化又持續了一年左右，然后中國新增貸款達到了極限，因為中國政府開始限制影子銀行的貸款創造空間，然而由于當時的信貸膨脹導致央行大幅調升存款準備金率，中國當前信用創造形勢的逆轉，不僅導致了人民幣貶值，還招來了所謂的“量化緊縮”。

　　 就在中國信貸觸頂過程無可避免的同時，一個更加險惡的發展趨勢已經顯現：盡管除了美聯儲外的發達國家央行，繼續全力向全球和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然而它們對風險資產卻幾乎不再產生影響...

　　 ...標普500指數不僅較QE3結束以來是下跌的，按年衡量也下跌了5%，創出2008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這正是David Tepper兩周前試圖對CNBC描繪的資金流變化問題，當時這位對沖基金大佬宣告“Tepper頂”成立，并變得十分看空股市。

　　 這也是花旗分析師Matt King必讀報告之《世界信貸已經達到極限了嗎》的主題，該報告試圖回答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為何新興市場的疲軟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你可能會問，為什么發達國家央行注入的流動性“突然失效了”。

　　 King的解釋始于當前全球的經濟實際增長率和信用創造，這兩個凱恩斯主義者唯一看重的衡量標準。

　　 他的結論是，信貸大繁榮，唯經濟增長不足。

　　 循著他的邏輯，下一個問題便是，那些信貸都去了哪里?他在報告中指出：自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央行并不是信用的創造者，他們只是試圖抵消私營部門去杠桿和違約的影響罷了。所有的信貸增長均來自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

　　 那么，即便知道新興市場是信用創造的源頭又怎樣?為什么要區分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信用創造，它們會因為創造地不同而有別嗎?當然是不同的，King進一步解釋。

　　 首先，后金融危機時代發達國家的信用創造顯示出了一些問題：因為信用創造大部分發生在金融市場里，被鎖定在央行的身邊，并未進入更廣泛的貨幣系統，這與傳統上銀行發放貸款同時新增一筆貸款和存款的信用創造是不同的，例如現在發達國家央行釋放流動性的直接影響是導致資產價格通脹。但是，這樣的抵消作用遠不如廣泛的貨幣創造——首先是因為信貸需求大幅相愛將——未能促進投資增長，對經濟的乘數效應也更低。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截然相反的信用創造應該是毫不意外的：在這里，貨幣創造以傳統的銀行中介-貸款-存款模式發生，它的一個副作用是外匯儲備的積累刺激貨幣基數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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